原標題:老趙的「生死簿」：以另一種方式留在世界

「趙永華，男，59 歲，遺，角。」現已 72 歲的老趙從抽屜里拿出一個 16 開的小本子，戴上花鏡，在臺燈下瞇著眼翻看。遺，代表遺體捐獻；角，代表角膜捐獻。后面打一個紅色小對勾，意思是「夫妻同捐」。

從排 2 號的妻子開始，依次往后編到了 122 號。封皮上用透明膠貼著一張橫格紙條，上面一筆一劃地寫著——《遺體角膜捐獻志愿者公證名單冊》。

via 新京報陶若谷

這是他 2004 年開始登記的信息，這樣的本子越來越多，登記的人年齡從 10 歲到 90 歲都有，「故去原因」的信息里，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字是「癌」。

老趙住在天津市紅橋區的一幢老式居民樓里。140 公里外的薊縣元寶山莊陵園，最南邊的山腳下，立著一塊近 600 平米的黑色大理石墻。「生死簿」里志愿捐獻遺體的那些人，大部分是老人、殘疾人和掙扎在生死邊緣的重癥病人。一旦離世，他們的名字就會出現在這面墻上。

這是天津市所有遺體捐獻志愿者的紀念碑。

1055 個描金的名字一個挨著一個，沒有生卒日期，沒有照片，沒有骨灰。他們離開的時候，身體或身體的一部分還留在這個世界。

不聽他們的！

老趙是一名遺體捐獻宣傳服務志愿者，不屬于任何組織。十幾年來，他不僅宣傳遺體捐獻，還會在捐獻者過世時幫忙料理后事。至今為止，他和妻子送走了 300 多位捐獻者，在千余個描金名字中占了約 1/3。

2012 年，他把家里的電話變成了服務熱線，只要夜里 12 點以后鈴聲嘟嘟一響，妻子就叫他：「老趙，起吧。又走一個。」

via 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他接起電話先問，人在家還是醫院？然后翻開「生死簿」 ，找到這個人的信息核對，再打電話給紅十字會、醫學院和眼科醫院的眼庫，通知他們趕緊派車去「請」。

與普通人至少三天的遺體告別時間相比，捐獻遺體者從宣告死亡到遺體送走，快的五六個小時，慢的也就一天。「尤其夏天，遺體防腐處理必須得快。」

遺體捐獻不同于心臟、腎臟、肺臟等器官捐獻。遺體捐獻后的去向是醫學院校，教學時供學生研究操作。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醫院的眼庫，給有需要的患者換上。

其實不通過他，捐獻者的子女等執行人可以直接聯系紅會、醫學院或眼庫，但很多人還是習慣找他。

老趙知道，中國人講究入土為安，和他同樣想法的人很少。有人說他「有病」「腦子進水了」，他兩手捂住耳朵，「說這個那個的太多太多了，不能聽他們的。」

每個人都有了不起的一生

捐獻者生前，從冒出這個想法到最終實現會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先要自己下決心并說服全部子女同意；之后，本人和家屬要在捐獻申請表上簽字；然后，還要到公證處公證。

每個人都可以自愿申請無償捐獻遺體、角膜，申請人過世后，由生前指定的執行人操辦捐獻后事。這一系列流程不變，但人心在不停地變化。

對于老年人，最難的是過兒女關。有的老人想深入了解遺體捐獻，便把報紙上的相關新聞剪成豆腐塊，掖在一個角落里，「又怕兒女看見了，又怕兒女不同意，又怕弄丟了，再換個地放塞。」

捐獻者過世后，家屬反悔的也不在少數。有的家屬會把表藏起來，當沒簽過。

有時會還會冒出來大舅哥、大伯、三叔這樣「攪和」的親戚，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簽署了捐獻申請，去世的時候跑來罵子女「不孝子」，「怎么把你爸媽給捐了」？也有脾氣撒到老趙身上的。

對此，老趙想了個辦法：如果夫妻都想捐，一般不至于巧到同一時間離去。先走的那個有老伴的支持，兒女不敢反對。這時，另一個就可以放下話說，「你們可別把爸爸（媽媽）和我分開啊。」

經過這十幾年，老趙已經十分理解逝者親屬「解疼」「緩沖」的心理訴求，因為在老趙眼里，每個人都有了不起的一生。

姥姥的一對角膜

464 醫院家屬樓門前，一個大眼睛的女孩朝老趙揮手喊著「趙伯伯」，聲音清脆甜美，忽閃忽閃的大眼睛會笑。她扶著老公的胳膊快走了兩步，纖細的雙腿拐了個彎才邁出去，終于搶在老趙前面打開單元樓門請他進屋。

十多年了，找老趙辦捐獻手續的年輕人很少。29 歲的劉淼就是其中一個。

由于出生時小腦缺氧，她無法像其他人一樣正常走路。她問過姥姥：「他們為什么盯著我看哪？」姥姥說：「因為你長得好看呀。」

父母離婚后，劉淼和姥姥住在一起。十幾歲時，劉淼參加過老趙志愿小組的活動，當時就想捐角膜，后來又想捐遺體。老趙一直反對，他總覺得年輕人腦袋一熱就嚷嚷著要捐，等到老了，給子女留下一個「扎手」活兒。

但他并不知道，劉淼做出捐獻決定源于姥姥的突然離世。

via 受訪者

老人過世前不久那時，劉淼剛懷了女兒。她頭天和姥姥說完，第二天姥姥又問，「你為什么老吐呀？」姥姥的腦子一天不如一天清楚，可一直記得外孫女愛吃魚，愛喝雞肉煲的湯，每次吃飯都夾到她碗里。

女兒出生后，劉淼更感覺到帶孩子的不易。特別累時她會偷偷哭，「每次心里不舒服的時候，就特別想姥姥，特別想。」

后來，劉淼打聽到姥姥捐獻的一對角膜幫了四個人，她決定，在捐角膜的基礎上還要捐遺體。

「人家要嘛，咱就給嘛」

「黑瞳仁外面那層亮晶晶的，綠豆皮兒四分之一大小的，就是眼角膜。」老趙掰開自己的左眼皮，一邊比劃一邊講摘除眼角膜的場景。每次眼科大夫來到捐獻者面前，小包往邊上一擱，白大褂穿上，小刀小剪子拿出來，十幾分鐘就做好了。

老尚決定捐獻遺體也和別人有關。那是他的異卵雙胞胎弟弟，兩人出生只相差 10 分鐘。

十幾年前，弟弟得了尿毒癥，渾身插著管子一遍又一遍地透析。本來他想給弟弟捐獻腎臟，但兩人血型不同，沒法移植。

弟弟幸運地等到了腎源，來自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這名捐獻者的一個腎裝在弟弟身上，另一個腎和肝也分別救活了同一家醫院同一時間病危的兩個患者。

弟弟這條命是撿回來的。后來，老尚也申請了遺體捐獻。「人家要嘛（天津話，類似于「啥」），咱就給嘛。」至于遺體會到哪里去，器官捐獻和遺體捐獻是不是一回事，老尚不知道也不關心。

他的靈魂在親人的心里

對于遺體捐獻者來說，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醫院的眼庫，遺體的去向是醫學院校——做教學標本。

劉慧（化名）上大二局部解剖課的時候，第一次見到遺體。她在天津一家醫學院讀基礎醫學，今年大四。

「大體老師看上去是發黃褐色的。應該是用福爾馬林和一些技術處理后，又在冰柜里存放了很多年，才給我們用的。」大體老師是所有醫學院學生對解剖課人體教學標本的尊稱。

每次解剖課時，學生進入教室前，大體老師已經平躺在臺子上，雙手放兩側，手心向上。「他靜靜地躺在那兒，不可能再說一句話，但他讓你覺得自己正在接近和探索科學，那時候不會再想此前擔心尸體多么可怕，只覺得神圣。」

劉慧說，大體老師也因此又被稱為「無言良師」。掀開白布前，這些未來的醫生們，會深鞠一躬，以示感謝和尊重。

在北京大學醫學部，最小的「老師」暖暖（化名）只有 30 天的生命。她的相片嵌在一座精巧的玻璃紀念碑里，和所有「老師」一起，擺在解剖樓一層東側的紀念廳里，外面拉上防塵簾。

她的樣子永遠定格在兩年前的那個冬天。和所有新生兒出生證明上的照片一樣，胖嘟嘟的臉蛋上頂著稀疏的頭發。

谷老師來北大醫學部工作已近十年。為方便有意向的志愿者聯系，他的手機號碼和老趙一樣是公開的，貼在解剖樓三層辦公室的門上。和劉慧一樣，谷老師也有捐獻遺體的打算。

2009 年以前，捐獻者較少。隨著人們觀念的進步，現在醫學院每年接收的遺體約有六十多位。其中不少生前就是醫護工作者。

解剖學是醫學中的基礎，谷老師打了個比方，就像蓋一座大樓，沒有窗戶沒有門能蓋起來，但不能沒有地基。「大體老師」是地基中珍貴稀缺的資源。

「沒接觸過這個的醫生，哪個敢上手術臺？又有哪個病人敢讓他治？」他覺得醫學是對抗死亡的，正是因為這些捐獻者有對生的渴望，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如果沒有，死了生命就已經結束，何必捐獻遺體呢？他是想讓后人通過醫學的學習，救更多的人。」

在谷老師的眼里，當一個「人」變成了解剖臺上的「教學標本」，他還是他，也不是他。是他，是因為他的身體經過專業處理保存得非常好，除了褪去了血色，其他幾乎和生前一樣。不是他，因為他的靈魂、他的思想已經不在本人身上，而在親人的心里。

2018 年的第一天，天津薊縣的捐獻者紀念碑上，兩三只鴿子迎著干冷的風，飛過連排的松樹。三天假期里，陵園門口登記的訪客只有 11 個。

周春（化名）父親的名字刻在左邊第二排第六列的那塊石頭上。父親去世的第四年，母親的名字也刻了上去，和父親間隔不到兩米。

via 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老兩口的晚年，用周春的話說，就是把 0 歲到 5 歲的人生像放電影一樣，倒著放了一遍。先是腿不能動下不來床，然后吞咽功能越來越弱，大小便失禁，翻身也翻不了，最后難受得只能嘴唇動一動，講不出任何話。

周春送走父母后也簽了捐獻申請表，想著有一天到這里和他們相聚。

「構成人體的物質本來就是原子、分子。組成我的那一部分，將來就變成空氣，變成風。」在周春看來，他和父母會以這種形式回歸自然，有的在空氣里，有的在風中。（編輯：滑璇 責任編輯：任悠悠 校對：王心）

文章首發自「剝洋蔥people」，部分內容有刪減，「剝洋蔥people」是新京報社深度報道部產品，記錄真實可感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