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看病貴看病難，一直是我國看病就醫方面的難題。近年來，衛生主管部門也采取多重措施對這一問題進行解決，然而處在醫院中的醫生們又是如何看待及解決這一問題？我國現代婦產科學奠基人林巧稚醫生的高徒、北京
圖為何方方教授
編者按：看病貴看病難，一直是我國看病就醫方面的難題。近年來，衛生主管部門也采取多重措施對這一問題進行解決，然而處在醫院中的醫生們又是如何看待及解決這一問題？我國現代婦產科學奠基人林巧稚醫生的高徒、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教授，北京協和醫院生殖中心創始人何方方教授近日撰寫署名文章，講述自己建立專家工作室的心路歷程。
2016年，西安生殖年會上，當“何方方工作室”的牌子第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時，有點贊的，有質疑的，但更多的是關心:“你一個普通醫生，在體制內工作了一輩子，辛苦了一輩子，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不在家享受天倫之樂，為什么非要自討苦吃呢？”。
是啊，我也常常自己問自己：“你這是為什么呢？”
1976年我走出北醫校門，懷著對林巧稚大夫無限崇拜的心情走進了北京協和醫院的大門，走進了這個全國人民仰慕的醫學殿堂。在那里，在林巧稚大夫等前輩的培養教育下，我不僅學到了醫學知識，更重要的是學到了協和老一輩那樣嚴謹求精的治學風格和全心全意為病人的勤奮奉獻精神，幾十年來，我從林巧稚眼中的“小鬼”成長為一名婦產科的教授、主任醫師，一名人們眼中的“生殖專家”。2014年,我退休了。我的人事關系從協和婦產科轉到了協和老干部科，我把我親手創辦的協和醫院婦產科生殖中心交到了接班人的手里。按道理我應該是“退出江湖，一身輕松”了，然而我忘不了醫院里常年擁擠的病人，忘不了病人那懇求期盼的目光，我常常在想我怎么才能以我的微薄之力，來為病人解決更多的問題呢？
隨著互聯網發展，兒子為我開通了微博和微信，開始我只是抱著“打醬油”的心態，看看熱鬧而已。后來發現很多醫生在微博上科普，但有關婦科內分泌和生殖的科普很少，科普的質量也良莠不齊，于是我忍不住從“看”轉到了“說”，利用一些空閑時間科普一些婦科內分泌的知識，解決一些病人的困惑。傳播我的經驗，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病人。很多醫生關注了我的微博，我院一位婦產科的教授見到我說:“何大夫，您的微博太好了，科普了很多我們不懂的內分泌知識。”，還有個粉絲整理了我一百多條微博，發了一條長長的微博，粉絲們的鼓勵給了我很大的信心。
然而，我在微博上也看到了很多病人在求子路上的迷茫，無奈，無助，甚至上當受騙，于是他們開始在微博上向我提問求助，我也盡力回答。隨著粉絲們的增加，在微博問病的人越來越多。然而，僅憑微博上的寥寥數語，不了解病人的全面情況，不敢回答更多問題。于是我夢想著如果我退休后開辦一個診所，哪怕就一間屋子，讓病人帶著所有的化驗結果前來咨詢，在跟他們充分溝通，充分了解后，給他們提供一個個體化的治療方案，幫他們少走彎路盡快懷孕，那該多好啊。
隨著醫療改革的開放，我也嘗試著走進民營醫院，將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進行對比，發現其中差別極大。
首先是醫療環境的差別：公立醫院人滿為患，嘈雜擁擠，掛號排隊，就診排隊，交費排隊，化驗排隊，分診排隊，住院排隊…“排隊三小時，看病三分鐘”是病人最大的抱怨，而民營醫院呢，舒適的環境，當場掛號或預約掛號，很多結果當天能出；當天解決問題，我在民營醫院，常常看到從公立醫院就診后病人對公立醫院的吐槽總是“態度不好”，“不給我們解釋”，“沒有說法”等等。
其次是服務態度的差別：公立醫院稱病人為“病人”，民營醫院成病人為“客戶”。公立醫院的醫生不愿意把自己的手機號或聯系方式給病人，而民營醫院的醫生會主動把手機號或微信等聯系方式給病人，隨時和病人聯系；公立醫院更關注醫院的流程，而民營醫院更關注病人的感受。
既然如此，為什么病人還會往大醫院跑？還是“全國人民上協和呢”？這里很重要的是信任。病人信任公立醫院，信任公立醫院的技術，信任公立醫院的醫生，反之，不信任民營醫院的技術，不信任民營醫院的醫生。這里的差別不僅是技術問題，還有更多復雜的原因。
于是我在想，我是一名公立醫院醫生，有病人的信任基礎。能不能建設這樣一個平臺？做公立醫院做不了（比如，沒有時間充分溝通）而民營醫院做不好（比如技術的局限及信任的欠缺）的事情呢？
醫改改了幾十年，改來改去，卻總不盡人意，這里最大問題還是沒有調動醫生的積極性，醫生常年工作在臨床第一線，他們最有體會，他們最有發言權，醫生應該是醫改的主力軍。由此想到，我是一個醫生，我能為醫改做什么呢？于是我成立了我的工作室，我希望我的工作室能夠為病人提供一個安靜，舒適、私密的就醫環境，提供一個醫患充分溝通的平臺，我也希望我能利用這個工作室，以我幾十年的臨床經驗，帶領我的團隊，為更多病人提供個體化的服務，同時摸索一些醫生開辦工作室的經驗。
我知道這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前面的路還很長，困難還很多，但我愿意去嘗試，去探索，去做一個小小的鋪路石子。
